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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胡作非为时没有挺身而出监督，对以案促改也没有上心，愧对组织。”多名被问责的经开区原班子成员表示。“以为在李建平案中违法手段隐蔽就不会被发现，以案促改期间还挑唆不明真相的群众闹腾。”涉案人员十分后悔。

有力的审查调查形成了强烈震慑，经开区整治“十乱”问题提速提质。

在整治乱设公司上，将原有78家企业撤并整合为14家；在整治乱设职位上，将国企领导层管理人员从239人核减至67人，内设部门从192个削减至112个，部门负责人从246人缩减至108人；在整治乱借资金上，清理往来款项6203.43万元，明确剩余资金通过法律等手段实施追缴；在整治管理混乱上，完善组织建设，明确国企管理层级职责；在整治体制错乱上，出台国企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理顺出资人和国有资本的管理体制机制；在整治监督散乱上，整改董事会、监事会人员架构和配备工作，健全纪检监察体系，形成有效国企监管模式……

在自治区纪委监委推动下，呼和浩特市对照排查“十乱”问题、举一反三整治国有企业乱象，全面拓展李建平案以案促改成效。“市纪委监委、组织部、国资委、审计局等部门抽调108名业务骨干组成8个工作组，直插企业调取资料10余万份、发放调查问卷6123份、谈话764人次，对36家市属国企开展整治。”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共发现问题662个，已整改完成458个。

为进一步深化标本兼治、做实以案促改，各单位按照统一部署启动了以案促改“回头看”自查工作，重点要求未完成整改任务和整改不扎实的单位进行全面自查。

3 亦官亦商甘于被“围猎”，经开区违纪违法问题频发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指出，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聚焦政策支持力度大、投资密集、资源集中的领域和环节，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科研管理等方面的腐败问题。

“经开区是一个地区的经济试验田，国家给予的政策比较宽，我一干就是10年，是企业家必争的对象，他们需要我的支持，我的工作也需要企业家投资的拉动。”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白海泉被判处无期徒刑。落马后，他非常悔恨，坦言是自己的私欲害了自己。作为处级干部，他的犯罪数额高达1.7亿元。

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级经开区主要领导中有20名厅局级干部在任上落马，涉及19个国家级经开区。其中，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曾进生和副书记李建锋相继被查。

此外，在其他岗位上落马的省部级、厅局级干部中，40余人有在国家级经开区担任主要领导的经历。如，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曾担任两年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曾兼任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副书记四年。

一方面，经开区存在的一把手问题集中、亦官亦商政企不分、甘于被“围猎”等现象，折射出权力集中和监管失灵的共性问题，如管理体制封闭、权力边界不清等。

李建平长期“亦官亦商”，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沆瀣一气。权力的过分集中，让他的贪欲失去约束。他把自己幻化成企业老板，把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看作“资本运作”，大肆干起“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的勾当。

另一方面，经开区也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腐败问题易发多发问题。各级经开区的优惠政策多、工程项目多、资金多、开发土地多、自由裁量权大，一旦权力不受约束，“发展高地”极易成为“腐败多发地”。

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张汝凯收受某民营公司贿赂，在管委会出资的公司收购该民营公司所持地块过程中，违规高价收购，导致国有资产损失近400万元。一边是不法商人通过行贿违规拿地，一边是党员领导干部以地谋私，经开区土地领域违纪违法问题频发。调查发现，有人通过违规操作拿地套取科技扶持金；有人低价圈地，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后抽逃资金；有人编造优质项目，以合作为名侵占国有资产或享受政策优惠；有人低价拿地却长期不开发，希冀土地升值后转让套利……国有土地俨然成为权钱交易的筹码。

更有甚者，将经开区当成“私人领地”。浙江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何炳荣，大搞“家长制、一言堂”，把管辖范围当作“私人领地”，公权私用、滥权妄为。他在嘉兴经开区党工委班子会议等场合，多次妄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会影响经开区经济发展，经开区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应该降低标准”等。在行动上不收敛不收手，多次要求下属用公款购买高档酒水1470瓶，以宴请客商为名，毫无顾忌地搞超标准接待。

4 精准施治对症下药，完善制度规定，规范权力运行

从1984年开始设立至今，国家级经开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全局中发挥重要作用。1月27日，商务部召开2020年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结果专题发布会。数据显示，2019年，218家国家级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0.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4.2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0.6%。

国家级经开区的管理机构一般是所在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根据授权行使同级人民政府行政审批、经济协调与管理等职能。为防止经开区利用特殊地位弱化监管，各地纷纷从工作实际出发，制定制度规定，规范权力运行。

从制度层面看，山西、广西等省区制定实施开发区条例，明确开发区的法律地位、主要职能和责任边界，理顺开发区和所在地区政府的权责关系。2020年9月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发区条例》，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对开发区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开发区管理和服务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监督方面看，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结合经开区的特定职责定位，通过保持高压惩治、筑起制度防线、培育廉洁理念等，为经开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福建省纪委监委对向经开区、高新区等特殊区域派出监察机构作出规定，重点对派出监察机构设置、领导关系、工作职责、监察权限等进行规范。在查办系列腐败案件过程中，连云港市纪委监委牵头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组，对经开区土地出让领域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根据土地出让领域腐败的根源主要是招商引资把关不严、用地准入门槛过低等情况，该市纪委监委向经开区党工委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完善招商引资、土地出让等制度规范。